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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O能不能战胜新冠肺炎?
发表于 2020-02-04 16:24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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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题图:北京站戴口罩的小女孩 by 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)

无力。这就是从1月20日钟南山老揭开武汉疫情的盖子之后,十五天来我的感觉。尽管作为一个鸡贼的利己主义者,我1月初就心血来潮把父母家人送去海口度假,后来又心血来潮得更加明白,赶紧买了口罩,春节后买了紫外线消毒灯自制消毒箱,豆瓣遇到求助帖必转,给韩红基金会捐了钱,我依然觉得自己非常无力。

原因很简单,我这些小小伎俩,在病毒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我只是幸运的没有住在武汉而已,如鲁迅先生所说,我的本领只是“幸免”,我不住在武汉,我不住在汶川,我不住在天津,易地而处,谁的命运也不见得有多好,但谁也不明白,死的说“阿呀”,活的高兴着。

无力催生思考。不能立行,尚可坐言。这几天我心心念念的都在想一个问题,DAO能不能战胜nCov?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组织,如何应对巨大的公共安全事件?

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?大概因为我们也是一家做Web 3的公司。去年8月份我去柏林参加Web 3 summit,问了Web 3基金会某位创始人一个问题:我们做了这么多去中心化应用,比如货币,比如媒体,什么时候这些应用会被大众接受呢?老头沉思着说,嗯……等到经济不行了……政府滥发货币……礼崩乐坏……人民绝望了……blahblah……我日你个猫猫哟!原来去中心化就是等着中心不行了吗?!把我的会议门票钱还给我!

事实上,反观历史,混乱通常带来强权。公民把权利让渡给政府,就是为了换取安全。这种公共安全又可以粗略的分成两类:

(1)公共物品管理:我们知道,自由市场会导致公地悲剧,无人管理的公共物品会被滥用,于是我们把公共物品交托给政府管理,比如环境保护,比如社会保险。公地不公,政府做东,通过管理这些公共物品,确保我们日常的公共空间;

(2)公共安全管理:比如自然灾害,比如战争,比如瘟疫。这些问题远远超过了我们个体的处理能力,于是只好交给政府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。西方学者有一种观点是,中国之所以非常早就发展出了大统一的政府和大统一的观念,就是因为黄河水灾频繁,需要一个跨越地域的机构来处理。而这种大统一,又反过来抑制了中国的内部竞争与创新。

新冠肺炎,就是这种公共安全事件中最艰难的一种。在其他事件比如大火,比如地震面前,我们虽然力量微薄,但依然能做点事情;但在瘟疫面前,我们自身就是传播病毒的载体。我们所有关于去中心化的信仰都是建立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,建立在基于自由市场的人与人协作之上。当“人”自身成为问题,当处处封路,人员的自由流动完全断绝,自治组织能否依然顺利的运作?DAO能不能战胜nCov?

这个问题似乎又可以拆成三个问题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,DAO是不是会比中心化组织更透明?进而,这种透明会引发乌合之众的群体恐慌?还是唤醒公民的集体合作意愿?我们把这个宏观的问题落地到一个更实在的问题:冠状病毒的真相,应不应该一开始就披露?

在此时此地,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,官媒一误再误,惨状不忍目睹。独立媒体、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,哪些更值得信任?红十字会和韩红基金会,哪个更值得信任?为什么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绕过行政管理层级,直接向公众求助?靠官僚,不如靠人民。

人民,这是一个奇怪的词儿。作为整体的,抽象的人民是崇高的,作为个体的,具体的人民是卑微的;抽象的人民是强大的,具体的人民是无能的;抽象的人民是睿智的,具体的人民是愚蠢的。总会有人告诉你,你不明白,你不行,上面比你行,上面统一管理。你是乌合之众,上面英明神武。

一谈到经济,我们就讲失控,蜂群,涌现,并且也确实出现了涌现;但一谈到其他的事儿,我们就讲乌合之众,中国国情。睁开眼看看,饭圈女孩的行动力比行政组织还迅速。为什么不能给人民一个机会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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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图:武汉协和医院向公众求助 / 下图:韩红访谈抨击某基金会组织)

“乌合之众”的迷思理清了,后面还有第二个迷思,就是我们常说的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,集中力量是不是一定要依靠中心化组织?我们还是把这个问题落地到一个更实在的问题:DAO能不能在十天之内,建成一座火神山医院?

这个问题乍一想,似乎绝对不可能。但我觉得未必。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两三次,主导过一次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过程,所谓集中力量,核心是两点,调集一切资源,放开一切管制。在中心化组织下,这两点都要求极高的权力,所以必然是“一把手工程”,总理不下死命令,这事情都不一定推得下去。但想想看,调集资源这件事,其实在市场机制下是用价格可以解决的,而放开管制这件事,在去中心化组织下本来就没有管制。

而且,我自己也不认为,大事就一定比小事重要。我自己做过两年公益组织,有件事一直让我印象特别深,甘肃的一个贫困县,孩子们都在破房子里上课,后来政府出资,盖了一栋四层的教学楼。这本来是个特好的事儿,但教学楼盖完了,孩子们还是在破房子里上课?为啥呢?因为政府只拨了盖楼的钱,没拨买桌椅的钱,有楼没桌椅,孩子们在破房子里眼巴巴的等着政府拨第二笔款。我们都熟悉预算是怎么操作的,这笔钱下来估计得一年。

后来我们凑了点钱,请木匠把旧桌椅全部翻修刷漆,也配了点新的。孩子们终于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新楼上课了。事情就是这样,大事都是外表看起来威风,可实际粗糙。有楼房没桌椅,有医院没床位,把患者隔离在酒店却连体温计都没有。

我一直觉得,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,一定也有中心,有市场化的多中心相互竞争。也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,但更重要的是,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,会有许许多多自发的小行为去填补那些大事下面边边角角的细节。细节很小,但细节决定成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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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腾讯:上百人被隔离在酒店,连根体温计都没有)

两个迷思都堪破了,最后回到第三个我最纠结的问题。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直白的表达:DAO能不能让人去死?在去中心化的组织下,谁能有权力,让组织的一部分成员,比如医生,去拯救另一部分成员,比如患者,而这些医生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,要把自己压榨到极限,凭什么?

这是经典的火车难题。你不能用“这就是责任”一句带过。病人的命也是命,医生的命也是命。当然我们可以说,医生更懂行,能更好的防护自己。那我们换个话题,DAO能不能更有效地分配口罩?

为什么分口罩这个话题这么重要?不仅仅是因为武汉红十字会引发的对特权和乱象的质疑。我们理性的计算一下,1月30日工信部披露的数据,我国口罩最大产能是每天2000万只,占全球50%,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天只能生产4000万只口罩,而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全国,中国一共有14亿人口,每人每天可以分到0.28只。这意味着,如果口罩平均分配,我们每4天才能出一次门。

这是一个标准的稀缺资源分配问题。经济学本来就是解决稀缺资源分配的。但问题在于,这是一个附加了公共安全属性的稀缺资源。口罩事关生死。无论是口罩,还是医生,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个问题,在去中心化的组织下,我们如何牺牲一部分个体,去保护组织的完整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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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道德问题。我们前面讲过公共物品,道德其实就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,是我们每个人给社会贡献的外部性。用来帮助我们避免囚徒困境。

开放社群内的博弈,可以看作是无数人的单次博弈,显然,在博弈中,理性的参与者必然会选择不合作策略,这种不合作策略扩展到全体参与者,就会导致公地悲剧和双输的结果。比如随地吐痰,乱丢垃圾;或者换个例子,战争中谁愿意冲上前线,承受为国捐躯的风险?瘟疫中谁愿意冲上前线?上海老医生说,不能让听话的人吃亏。说得多隐晦啊。

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,其价值就在于促使个体在博弈中选择合作策略。此处的道德,用“集体主义”替换也可以,集体主义的价值就是促使个体选择合作策略,个人主义的缺点就是在博弈中选择自私策略。集体主义的弊端在于被利用,个人主义的弊端在于囚徒困境。当然,中心化组织未必做得更好,但这个问题去中心化也要面对。在中心化的场景下,是什么样的政府造就什么样的人民,在去中心化的场景下,是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。

以上就是在瘟疫的日子里,我的一点点思考。反思中心化的弊端,想一想去中心化怎么做起来,坐言是为了立行。古人说,静言思之,不能奋飞,而对我们来说,静言思之,不如奋飞。期待在灾难的洗礼之后,我们会更理解自主和自助,期待中国出现更多更好的,基于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精神的公益组织。

本文作者为傅满舟(fumanzhou@protonmail.com),创业者,经济学爱好者,一个小团队的创始人/CEO,致力于在IPFS架构上实现去中心化云服务,并探索各类去中心化商业应用场景

(文中图片均摘自社交媒体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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